在何华章的身上，有一种执著的精神。一旦是他认定的事情，他就会一抓到底，决不中途放弃。他的种种固执给别人留下了不近情理的铁面形象。在报社内部，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谈“何”色变。例如，每个单位都会有很多规章制度，商报也不例外。商报从最开始就制定了“礼金回收制度”，记者在外收取各种名目的红包是对队伍最大的腐蚀，如果谁触犯了这一条，坚决按规定处罚，无论这个人曾经对报纸有多大的贡献，无论这个人的名气有多大。久而久之，商报的每个人都知道，触犯了这一条就是触犯了“天条”。在这种“执著”精神和铁腕作风的影响下，《商报》人从不理解到理解再到适应，开始养成了认真一点、再认真一点的习惯。至今在《商报》，关于何华章铁腕的议论仍然不绝于耳。
何华章身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市场意识。这种市场意识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务实的态度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信息能否成为新闻，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关注度。读者关注度越高，其新闻效果越好。商报另一位副总编辑杨力提到，何华章有一次给记者讲课，题目就叫：老老实实做成都市民的小学生。他就是抱着“小学生”这样朴实的心态在办这份报纸。杨力说，他最先从何华章口中听到了“民生新闻”的说法。这种彻底的精神，这种商业思维实际上就是现在提倡的职业精神，说到底，就是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。
严格的制度打造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。在邓小平同志逝世那天，《商报》凌晨4：30得到消息，这时报纸已经开机。报社立即通知停机，半个小时后报社几十号员工到报社待命。从5：00停机到8：23第一张报纸出来仅用了三个小时，比当时成都市所有的报纸都早。而当时《商报》用的是别人的材料，借的是别人的机器。《商报》为什么能做到？靠的就是政令畅通，团结协作。
1997年的《成都商报》发行量突破30万份大关，受到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作为总编辑的何华章，开始思考如何使商报发挥市场报纸主流媒体的功能，如何更好地起到正确导向的作用和舆论宣传作用。从那年开始，何华章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宣传报道：1997年的香港回归，《成都商报》以4个整版的“回归特刊”全方位、多视角地聚焦这一历史时刻；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，他立即召集编委会制定报道方案，确定当天的版面思路，成为同城媒体中最早发布这一消息的报纸；1999年《成都商报》还担当了省委省政府主办、市委市政府承办的“西部论坛”主要的宣传任务；2000年《成都商报》策划“夸父行动”，派记者前往全球24个时区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。这个举动不仅鼓舞了士气，也极大地提升了商报在业界的形象。
以报业为龙头 壮大报业资本
何华章认为，在首先办好报纸的前提下，壮大报业资本应该是报人的重要工作。为此，他对媒体的资本运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，提出了构建媒体、资本、实业产业链的报业经营思路。
1997年，《成都商报》全资组建成都博瑞投资有限公司，通过控股上市公司，为壮大报业经济找到了安全的融资通道。公司注册资本1.23亿元，取得了《成都商报》广告、发行经营的独家代理权。由于《成都商报》实行全员合同制，工资与业绩挂钩，报纸发行量在短短的3年内猛增到50万份，给博瑞公司带来了优良的经营效益。
目前成都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已拥有一个上市公司和10多个子公司，是一个以传媒业、印刷、广告、出版发行、电子网络为主，涉足房地产、医药、教育等多个行业的现代传媒集团。2001年《成都商报》广告收入超过3.5亿元，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一家进入全国广告收入前十强的报社。1997年和1998—1999年，何华章两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、中国报协评为全国报业先进经营管理工作者。
